那些年和电影的往事
小半年没进电影院了。
疫情紧张的那些日子,哪儿都去不了,就和老伴从网上下载一些老电影看,多是黑白的,声音也有些走调了,但因为过去看过,仍觉着亲切。
我小时候是在一个新建的大学校园里度过的,还没有礼堂、体育馆一类的建筑,假日里放电影都在操场上,孩子们就叫做看"坝坝电影" .往往不等到开晚饭,操场上已摆满了占位置的椅子凳子。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操场上人头攒动,一片嘈杂,当放映机的第一束强光投射到银幕上,整个操场才安静下来。随着影片情节发展,人们的情绪也随之变化,叫好的、叹气的,有笑声,也有方言的不雅噪音。印象深的是看八一厂的片子,每当银幕上出现八一军徽放光芒的厂标时,全场一片掌声。那个年代没电视,看电影就是大众最喜爱最普及的娱乐方式,因为无拘束的观众和混乱嘈杂的现场与放映的影片复合成了一种群体共鸣的多重观影效果,那是在电影院里体会不到的另一番味道。
有一次,姐姐说要带我到她同学家住的水电校去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 ,距我们家有三四站公交车的路,当时还未通公交车,我也没读过肖洛霍夫的书,又听说不是打仗的电影,就不想去。为了说服我,姐姐专门抽出时间给我讲顿河草原和哥萨克骑兵的故事,还真打动了我。那晚跟着姐姐一路急行军,等我们走到时电影已开映了,幸亏有她同学来接我们,才从操场上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位置。这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观赏外国文学名著,尽管还看不懂那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人的悲欢离合,但顿河的风光和奔驰的战马还是吸引了我。当晚回到家里,我就向姐姐要来原著,那首哥萨克的古歌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
当兵到了山沟里,没有正规营房,住地也很分散,连看"坝坝电影"都不容易了。记得1974年,我还在连队当兵,站的是半夜的那班岗,刚换了岗上床躺下,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赶紧打背包,水壶挂包手榴弹,还有步枪子弹带,一应俱全,集合跑步来到团部的操场上。当连长下达了"放背包、坐下"的口令时,才发现前面一块白花花的东西原来是银幕,这才知道是看电影来了。刚才一个个还迷迷糊糊没睡醒的样子,当看到银幕上"侦察兵"三个大字,顿时都来了精神。不过,那时也有另一种特殊的放映方式。我调到团部报道组的时候,遇到大白天在团党委的大会议室里放电影,听说是个美国片,门口还上了岗,只允许机关股长以上的干部进去看,这就更勾起了我的观影欲望。电影组长刘成和我同年入伍,又同在宣传股,就去找他"开后门" ,但哨兵说啥不让进,刘成就叫我"晩汇报"结束后去他那儿。当熄灯号吹过以后,在电影组放设备器材的仓库里,刘成把大门反锁上,然后从窗户里爬进来,为我一个人放了一个"专场" .那部电影的内容让我十分震撼,我和刘成睡意全无彻夜长谈,对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理解更深了,那部电影就是冷战时期的《恐怖的和平》 .
我进京不久,禁锢打破了,国门打开了,老电影新电影、国产片外国片,在京城大机关的礼堂悄然放映。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从二里沟的建筑礼堂到西四的地质礼堂,从三里河的红塔礼堂到礼士路的二七剧场,从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到太平桥的政协礼堂,没有我没去过的,有的还不止一两次。看的多了,脑袋里就琢磨着想写点什么。不久, 《大众电影》 《戏剧电影报》 《中国青年》 《中国妇女报》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电影通讯》联合举办首届全国青年电影评论征文,我就写了一篇《战争题材影片观念的更新》寄给组委会。没想到,初评入围三等奖,终评时评委会主任、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生看了拟评一等奖的几篇文章,感觉多是谈细节或人物性格或艺术手法,少有从宏观上对电影理论观念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就问工作人员征文来稿中有没有这样的文章。于是,我的稿子就被挑出来拿给钟老看,他老人家当即拍板:我们的一等奖就需要这样的稿子。事后, 《大众电影》的领导告诉我,长期以来战争题材的电影一直因为战争残酷性的问题有争议, 《今夜星光灿烂》 《高山下的花环》直逼战壕的真实,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我的文章正好涉及这个话题,被钟老提议调整为一等奖并且名列前茅。更没想到的是,之后我被请到东单礼士胡同一个有着雕梁画栋的四合院里,告诉我这是文化部电影局办公的地方,要我作为群众代表参加审看电影并提出个人意见,那年我30岁刚刚出头。
我由此走上了专职文化工作的岗位。一次去西北调研,在祁连山深处的红崖湾,见到一个叫高红轩的志愿兵,陕西关中人,兼职为基层官兵放电影。因为山高路远,电影拷贝不能按计划送,有车过去时就捎上,时间没准儿,片子多少也不定。高红轩就凭一辆经他改装过的加重自行车,后边驮着放映机和装有拷贝的大铁盒子,一个人在山里跑,三个连队跑一趟就得七八十里,一年四季没歇过,有时半道上遇到雨遇到雪,就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说披星戴月也好,说披肝沥胆也罢,都不觉得过分。我被这个志愿兵感动了,让他坐上汽车带着我,沿着平时的放映点线跑了一圈。山路崎岖,弯道险峻,氧气稀薄,高红轩在这个山里一跑就是三年。离别前夜,我在红崖湾看了一场由他放的"坝坝电影" .高原的夜晚寒气袭人,看着放映机光束映照着高红轩被紫外线晒得黑红黑红的脸庞,我对这个志愿兵油然而生敬意,同时也为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感到愧疚。
脚下的路越走越远,和电影却越走越近。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我来到二郎山下的大渡河畔。那天正赶上翟俊杰导演在这里拍摄电影《我的长征》 .桥下江水汹涌,桥上烽火燃烧,红军勇士飞身铁索,天空中弥漫着硝烟。我突然有一种穿越,恍若昨天还在坝坝上看《万水千山》 ,今天竟然就在这样的激浪险峰之间,目睹"大渡桥横铁索寒" .人生就像一幕幕电影在我眼前闪回,我与八一厂真的是有不解之缘。
汶川地震那年,我随救灾部队扎营北川老城的任家坪。失去家园的乡亲们都被临时安置在黄土镇的河滩上,压抑的气氛一直笼罩着那一片帐篷。为了帮助群众走出阴影,凝聚起重建家园的力量,部队把野战文化车开到河滩上,每天晚上用两个大银幕分别转播央视节目和放映电影,从此那些流泪的帐篷不再悲伤。全国哀悼日结束后的第一个晩上,我们放映电影《英雄儿女》 ,当王芳领唱《英雄赞歌》时,银幕前后的乡亲们竟然一起合唱"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河滩上声浪滚滚,我在现场心潮涌动,看了几十年的电影,从未见过此情此景,英雄的旋律在灾区的夜空久久回荡。
电影陪伴了我,我也更爱电影。有人说看电影多了会丢失时光,我不这么认为,看电影不仅调剂了生活、增加了阅历,还丰富了人生,让我从中获得了永恒的时光。我盼望着能够早一点重新走进电影院,又能和老伴儿像过去一样轻松自在地坐在那里看上一部自己喜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