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雪条的母亲

中午，放学铃声一响，年少的我第一个冲出教室，没身于炎热的街中。

这个夏天，我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去找母亲，和她一起回家吃饭。

母亲站在农林路的一棵小树下，身子瘦削得像那树干。不到四十岁的人，头发白了三分之一，还有些凌乱。她穿一件黑色的松紧带裤子，蓝底白色的布衫。两个白色的泡沫箱子放在她脚下，里面装着雪条。那时候没有雪糕、雪批、冰淇淋的说法，泡沫箱上面都写着"雪条".

天气热得人难受，没有一丝儿风，母亲用草帽当扇子摇着。一根雪条5分钱，卖两根雪条可以赚一分钱。因此，尽管嗓子冒烟，母亲也不舍得吃一根。

以往每次看到母亲，我总是远远地叫着"妈",然后气喘吁吁地跑过去帮忙卖雪条。而母亲总是微笑地应我，慈爱地摸出手帕为我擦汗，拿出一根雪条给我解馋。卖完雪条，我提着两个空泡沫箱子，和母亲一起回去。路上，母亲总会讲跟卖雪条有关的故事给我听。

但那天，我只是躲在墙角，看着母亲卖雪条。

我怕同学见到自己和母亲一起。

我不明白，父亲不是教育局的领导吗？母亲虽然是农村出来的，但也是中学毕业，有文化，应该能安排一个好工作啊！班上小卫的父亲是院长，母亲每天只需要发发报纸就回家煮饭了。

自己家呢？一家7口挤在一间破教室改造成的平房里，中间隔成三间房，最小的弟弟和父母睡，姐姐和妹妹一间。还有一间小房子给了70多岁的爷爷，他长年吃药，身上有一种难闻的中药味。我没有房间，爸爸便在堆满杂物的所谓"客厅"摆上一架折叠床，晚上我便窝在那里睡觉，白天收起来。

家里的厨房和冲凉房，是用教室走廊改建成的，下雨天还有几处漏雨呢！而父亲为没有工作的母亲安排工作的办法是将冲凉房隔开，养了一头猪！我们冲凉的时候，猪老是瞪着猪眼看，"唔唔"叫着。为了这头猪，母亲除了每天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又到建筑工地挑回一些木片烧猪食。

有人为母亲抱不平，说她是中学毕业生，有文化，父亲竟然不会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她安排一份工作。但母亲毫无怨言，给一家人洗衣做饭，到田野里割猪草，给猪擦身子，洗猪栏，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卖雪条还是那个夏天，一个亲戚联系畜牧局冰厂，父亲找人借了20元做本钱，批发出来零卖，于是母亲才有了这份"工作".

躲在墙角的我，看见母亲的脸上布满汗水，头发也湿漉漉的，心里很难过，终于耷拉着脑袋朝她走去。看见我，母亲高兴地说："还剩下几根雪条，很快就卖完了！"

"妈，您不要卖雪条了好不好？"我瓮声瓮气地说。

"为什么？"母亲不解地看着我。

"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雪条’，我快被气死了！"我委屈得不行，眼泪奔涌而出。

在改革开放之初，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普遍看不起做小生意的，认为是丢人现眼。我的同学小花因为母亲在街边卖水果，就获得一个"花瓶（苹）"的外号。

看着泪流满面的我，母亲很是心痛："我们家穷，你爸爸一个月几十元工资，你兄妹4人读书需要钱，爷爷吃药需要钱，每天吃饭需要钱，还有其它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你爸爸人太直，不想用手中的权给我安排工作，我只能卖雪条帮补家用。你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觉得局长老婆卖雪条很丢面子？"

我不吭声。是的，别人就是这样嘲笑的。嘲笑我有一个在街上卖雪条的母亲，嘲笑局长的老婆卖雪条。太丢脸！

"阿明，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但比在农村好多了。我们能从农村进城，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很不错了。你不要跟生活好的人比，要跟自己的过去比，要往好的方面想。生活虽苦，但我觉得很开心。一家人和和睦睦在一起，这比甘蔗还甜！你说是不是？"

母亲脸上挂着的汗珠，晶莹、透亮，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光亮照进我沮丧的心里，暖暖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变得轻松，明亮，有力了。

一个梳着小辫子穿着花格子衣服的小女孩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母亲见状，忙弯下腰亲切地问："小朋友，你是不是想买雪条？"

小女孩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不见了，我找爸爸！"

母亲一把抱起小女孩，又从泡沫箱里拿出一根雪条，拿给小女孩吃。转过几条街，母亲找不到小女孩的父亲，回来叮嘱我："阿明，我先送她去派出所，你卖剩下的雪条！"

望着母亲消瘦的身影，远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卖雪条！"我学着母亲旁若无人地大声叫。

生活依然有苦累。我不时想起那个夏天母亲那番话，以及阳光下发亮的汗珠。那是苦难生活里的亮光。

我做了父亲后，经常跟孩子讲奶奶的故事。我告诉孩子，生活尽管有艰难，但一定还有光亮。要善于追寻光亮，不断找出亮光，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