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母亲

从潜意识的梦中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身处白茫茫的冰雪高原中。前所未有的孤独感袭扰着全身，无助地高声呼喊着母亲，总觉得母亲就在前面，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母亲的衣袂。我就那样光着脚，在冰原上奔跑着，奔跑着……

打记事起，我就开始不断做着这个梦，醒来后总是第一时间蹑手蹑脚走到母亲的床前，每当看到母亲安然入睡的样子时，又总是满心欢喜，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母亲在娘家姊妹中排行老三，老家的人都称呼她“三姐”“三妹”“三姑”“三姑婆”，似乎从没听谁喊过她的名号。她是国字辈，在老家李姓中辈份很高，不管是哪家多大的岁数，都要恭恭敬敬地喊她一声。乡邻对母亲的尊崇，不仅仅是因为她辈份高，更多的是她执守一辈子的善念。母亲一生未曾念过一句书，但她恪守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胜过许多的读书人。她正直无私，遇事忍让，不与人争长短，不背后论人是非。“人前不舔肥，人后不说短”，这是母亲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记得小时有一次，三哥犯了一个我认为不大不小的错，我忙不迭的在母亲面前告了三哥一状。原本想会得到奖励，不曾想，母亲当即就给了我一巴掌。她教训我道，哥哥犯了错，你应该想办法去帮他补救，而不是跑来告状，讨好卖乖。这件小事情让我铭记终生，母亲的教诲也深刻影响着我职场生涯的个人修养。几十年后的某一天，我的上司同我发生龃龌。他的一次不是很规范的额度较大的差旅费报销，在例行的审计中被作为问题线索上报给纪检部门。这位老兄疑心较重，怀疑我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便托同僚给我带话。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我第一次与自己的上司争吵，也是唯一的一次拍桌子。我指着那位仁兄吼道，我某某人毛病很多，但我家的家教和传统读书人的性格，不允许我在人后说三道四。母亲的这种品质也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我们家是四代同堂近四十口人，无论老少，包括嫁进我们家的媳妇，在老家都有好的口碑。后代当不当官，挣不挣钱，母亲对此没有什么概念，但她特别在乎乡邻对她后人品质的评价。

母亲共生养了五儿一女。子女众多，决定了我们家长期走不出贫困的影子。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父亲和母亲是怎么带我们一大家人熬过来的。萝卜、红苕、土豆、南瓜是主粮，大米、麦面只能零星掺杂其中，每年最难过的是正二三月，各种可以入口的嫩绿树叶也经常充当口粮。俗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母亲的精细安排，让一大家子一年一年艰难地捱过来了。父亲爱交友，家里总是人客不断。我们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可客人来了，母亲总是变戏法似的端出一两个荤菜。面对我们的狐疑，母亲总是说，家里再穷，可面上的事情总要撑圆，你们老汉在外头的面子总要维护。有一次家里来了七八个客人，我留意到母亲与客人寒喧几句后，轻手轻脚地从灶屋后门出去，到隔壁朱家大娘家借了一块腊肉和几个鸡蛋。在那个饥饿年代，一年四季都有从外地逃荒的妇女来到山寨乞讨。每来一拨人，听她们讲其家乡的惨况，母亲都会陪着流一把伤心泪，然后给每人煮上冒冒一碗面条，临走时还要给人家一些粮食，有时是大米，有时是麦子，哪怕是碗豆、胡豆，也要给人装上一小口袋。一个腊月天，快到年关了，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安徽的逃荒客，母亲吩咐我去印一升米。我见家里米缸只有半缸米，便只印了半升米，并抱怨道，只晓得对别人大方，就不想我们过不过年了。母亲轻声叱了我句“小气”，转身到米缸装了满满一升米。待安徽妇人走后，母亲板着脸对我教育道，四儿啊，别人拿着这升米是回去救命的，我们缺了这升米不会饿死人。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三灾八难的，救了别人的急，才会有人救你的急。

母亲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却期望子女能成为读书人。大哥、二哥、姐姐大我们很多，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念过几年书便早早成了家。三哥考上了高中，却念及我和弟弟年幼，家中负担太重，中途辍学到新疆当兵去了。母亲对我们兄弟没有更高的期盼，她只希望我们成为“周先生”那样的人。周先生是老家的一名老中医，出生书香世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周先生医技高超，为人儒雅随和，对世事宠辱不惊。由于周先生家庭成分的原因，在一些运动来临的时候会受批斗。批斗中，任人辱骂从不分辩，批斗一结束，周先生把脸一洗，照样挎着药箱下乡巡诊。母亲像绝大多数乡亲一样，对周先生特别尊重，要求我们学习周先生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她认为只有真正的读书人才做得到这一点。我从初中醒事，开始发奋读书，无论上下学路上，还是坡上放牛，都是手不离书本。每当周末，我和弟弟在老屋后的井台边读书写作业，母亲都会放下忙碌的庄稼活计，拿上针线，很享受地陪着我们。我想，当时她那双眼睛里面不知盛着多长多远的期望。还好，我后来如愿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弟弟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军事院校。但我们些微的成就，是父母十数年的辛劳铺就的，是他们用一生的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大学毕业时，一位长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四呀，你这大学是你母亲一棵棵菜一捆捆葱卖出来的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兴起打工潮，农村地区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用钱还是非常紧张。靠卖粮也卖不到几个钱，父亲也做不来生意，我们的学费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就靠母亲卖地里的小菜来凑。老家乡场小，场镇居住人口少，卖菜卖葱得来的全是角角票分分钱。有一个学期交5元住宿费，管生活的老师接过我一大把角票，还没数完，就不耐烦地扔在地上，骂骂咧咧嘴上还带了一个脏字。我气得当场从地上抓了块砖头，朝生活老师冲去。在同学们的喝阻下，手中的砖头最终没有拍向生活老师。母亲长期教育我，人生只记恩莫记仇，但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回过那所初中学校，那位生活老师对我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他侮辱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侮辱的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期望和深爱。

老屋前曾有两棵百年柿子树，每年成熟时，母亲就将柿子摘下来，浸浮在两个巨大的瓦缸里，一周过后脆甜脆甜的，口感非常好。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口福，所有柿子都被母亲背到乡场上卖了，变成了我们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每年腊月三十天午饭前，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兄弟，端上一碗米饭，在树腰切开一个口子，并往口子里喂满米粒。母亲说，这两棵柿子树于我们家有恩，我们过年了也得让它们过年。说来也怪，那些年柿子树总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前几年，这两棵百年老树树干皲裂，再也不发新叶再也不结果了。因为修路，老树被砍伐时，母亲抹着眼泪说，树哇，就像我们人一样，老了就没多大用了。

也许是生活的压力，父亲和母亲老是争吵，父亲总是强势，母亲总是弱势。到了晚年，尽管后人们都很争气，日子也比较富足，他们仍然争吵，母亲变得强势，父亲处于守势。母亲总是将几十年的生活琐事拿出来讲，向我们“控诉”父亲当年如何如何欺负她，父亲觉得理亏，就总是不还嘴，到了最后父亲总是把酒壶拿出来，摆上两个杯子，说句“好了，不说了，喝酒”。老俩口的晚年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重复着。父亲一生好酒，母亲本是滴酒不沾的，到了晚年陪父亲喝酒，喝着喝着也就喝上了瘾。儿孙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好酒，他们一概不喝，只喝老家乡场上那家老酒厂的高粱酒，早中晚三顿，顿顿不能缺酒。母亲是去年正月初五离开人世的，生命弥留之际已经是无法进食。虽然儿孙环伺床前，但父亲坚持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手端着酒壶，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母亲走的那一刻，一家老小哭成一团，老父亲痴痴地望着母亲的遗体，手中酒壶溢出的酒，洒了母亲一脸。

老母亲走后，我再也没做过困扰我几十年的那个冰原噩梦了。

我这才明白，我再也没有母爱了。